采访对象：石文生，1956年9月生。1984年调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现任河北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河北省委石文生办公室
采访组：石文生同志，您好！您的年龄比习近平同志小一些，和他算是同龄人。您当时在正定从事什么工作？
石文生：1982年，我从正定县教育局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整理，经常跟县领导一起下乡调研。县委和县政府是前后院，我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两年。1982年3月，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时，县委办公室有专门的资料组，有时需要县政府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料，由我负责整理初稿。在其他方面，我和近平同志接触不多。
近平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后，县委制定了“内引外招”政策，1984年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组，负责领导讲话、县委文件的起草工作。调到县委办公室后，我和近平同志都住单身宿舍，接触就多了起来。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不分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他都十分和气。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年龄最小，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下乡，一路上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知识。写材料一般在晚上，他都提前交代得明白透彻。我在那里既是工作，也是学习，感到十分开心，工作进步也很快。
近平同志抓工作非常认真。他工作很忙，每天睡觉都很晚。我经常是睡了一觉，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他房间还亮着灯，甚至有时候我早晨起床了，他还没睡，和北京来的专家、顾问谈话，谈个通宵，也不睡觉，直接就吃早饭了。我就跟他建议说：“习书记，你老这样不好好休息，对身体可不好啊。”习书记笑着说：“好的，我以后注意。”但真到忙起来，他还是顾不上休息。
采访组：说来你们既是“邻居”，又是同事，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吧。
石文生：我们在一层楼，办公室挨得很近。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太忙，平时吃饭睡觉都没有什么规律，经常是赶不上饭点，吃不上热乎饭，睡不了一个囫囵觉。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平时的生活也非常简朴，穿衣服很普通，出行基本上都骑自行车，县委当时有一辆吉普车，但他自己基本不坐，主要留给老干部使用。他那年30岁，觉得自己年轻力壮，骑骑自行车挺好，锻炼了身体，还节省了汽油，而且下乡搞调研的时候，和老百姓更容易接近。
当时正定县有25个乡镇、222个村，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跑了不止一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跟着他到永安乡三角村调研，那次调研就是一次常规的走访，他主要是想和老百姓聊一聊，看看老百姓眼下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对县领导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进了村，我们看到有个60岁上下的老太太，穿得很脏很破，在路边坐着，一脸苦相。近平同志当时就下了自行车，走到老太太近前，俯下身来和她打招呼。老太太听力不好，神志也不太清晰，搞不清楚近平同志在说什么。旁边有村民就说：“这老太太，无儿无女，身体也不好，生活可苦啦。”近平同志当时就从身上掏出20块钱交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虽然糊涂，话也说不清，但知道给自己钱的是好心人。她很激动，流下了眼泪，向近平同志表示感谢。这20块钱，放在今天不算啥，但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工资一个月不到30块钱。近平同志作为县委书记，工资是50块钱左右。他能拿出小半个月的工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太太，这让我很感动。
我们告别了老太太，接下来准备到村里找几位大队干部谈谈。因近平同志下乡从来不提前通知，大队部关着门，一问村里人，说可能到地里劳动去了。近平同志说：“这是好现象，咱们今天也不在这里等了，到村外田地里看一看，哪里人多咱们就到哪里去。”我们骑着自行车走到村外的田边，当时有几十个人正在锄地、间苗，农民干这些活自然是很熟练，把草锄掉，把不好的苗锄掉，留下好的苗，手法很熟练，速度也很快。当时田头还放着几把锄头和锄地拐，近平同志说：“来，咱们先跟他们锄地！”
我们从田头随手拿起锄头和锄地拐，因为当时地里的禾苗刚半尺高，穿着长袖衬衫不方便，他说，干这活得把袖子撸起来。我们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他的手法和老农一样熟练，当时我就吃了一惊。我就紧跟在他后面一起干。当然，我是农村孩子，农活自然也不在话下。老百姓一看，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一起干，很高兴，干得更是热火朝天。
近平同志对农民的生活特别了解，他干农活挺厉害，那手法，那熟练程度，比起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毫不逊色。他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熟悉，脑子里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当年带着我在三角村帮农民干活时撸起袖子的画面。他这样的生活积淀非常深厚。他现在说的很多话，都是来源于老百姓的生活，通俗易懂，让人觉得很亲切。如果他一直没有接触过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说出这些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又寓意很深的话。
这些农民不知道我们是从县委来的，干完了活，近平同志擦了把汗，才跟生产队长说明了来意：“我们是从县里来向大家征求意见的，现在歇晌的时间，咱们一起开个会吧。”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近平同志就向大家征求对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意见和要求。当时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主要谈的内容是涉及个人生活和生产队粮食提留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也提了一些。
另一方面，近平同志还让大家谈谈正定县的未来发展怎么做才好。这就是问计于民。三角村在正定是个比较先进的村，也是我们正定一个“农业学大寨”典型村，粮食产量比较高，每年交的提留比较多，但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就比较苦。近平同志当时就表态说：“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研究，我们这个村是先进村，本身为县里、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决不能让老百姓受苦。”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近平同志当时要着手调查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当时交提留是按基数来计算的，基数越多，交的越高，老百姓个人留的就越少。为了追求产量，其他经济作物就种得很少。而粮食价格很低，当时是一毛一一斤。三角村离县城很近，种点儿经济作物供给县城，不是更好吗？回来以后，近平同志就研究这个事，后来一条一条都落实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在主政正定期间，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您当时是亲历者，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石文生：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我不仅是亲历者，还是受益者。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就是因为当时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被“内引”的，后来还获了“书记县长文学奖”，盖有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程宝怀印章的奖励证书，我现在还保存着。
我们县委办管文字的主任朱博华，就是公文写作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我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导师。近平同志对朱博华很尊重，风趣地管他叫“朱子”，意思是说他像宋代思想家朱熹那样有才。有一次，朱博华同志让我给近平同志报了个材料，第一页写了几句说明，是用毛笔写的，因为写得比较潦草，近平同志风趣地说：“朱子大草，我看不清！”我就给近平同志口述了一遍。回到朱博华主任办公室，我将这些情况进行了反馈，朱博华说，习近平有能耐，批评人还能让你高兴。
经近平同志提议，要对县里的人才建设进行全面总结，给省委写一个报告，交代我起草初稿。我写的报告初稿题目是“正定内外全面招揽人才为发展经济服务”。朱博华同志把这个标题改成了七个字“正定念好人才经”。这个题目简明扼要，又吸引人，效果很好，经近平同志审阅后，很快被省委的专刊采用，并向全省推广，正定念“人才经”这一说法就由此传开了。
近平同志当时虽然年轻，但是他请来的人才可是经验丰富，他从全国招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当正定的顾问。这个“智囊团”成员都是在各个领域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我记得有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有这些大专家给正定当顾问，对正定这么一个冀中平原的县来说是个很大提升。
举个例子。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在三角村搞了一个“循环经济”，他把当时的传统农业从空间上分成几层一起搞。比如，一块土地，上面种葡萄，葡萄藤下挖池子养鱼，鱼池周边养鸡，葡萄剪下来的叶子包括一些害虫，鸡可以吃，鸡粪可以做葡萄的肥料，也可以做鱼饲料。当时，全国好多人来参观这个“循环经济”试点，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此外，正定县在医学、文化方面的发展，这些专家都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专家每3个月来正定开一次全体会，他们对正定的发展提出很多意见建议，每个月给他们每人发5元钱津贴。近平同志说，这些钱虽然少，却体现了我们敬才用才之风，也表达了我们正定人民的一点点心意。
采访组：《正定古今》这本书的创作凝聚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心血，据说是您执笔编写完成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诞生的过程。
石文生：《正定古今》这本书是以县委的名义写的，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近平同志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明确提出了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新思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挖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措施。通古博今的近平同志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透。他曾经在一次全县青年干部大会上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讲话，讲到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过去1600年间一直是郡、州、路、府、县治所，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五代后唐时设为北都，后汉契丹时升为中京。他的讲话把正定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旁征博引，慷慨激昂，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听起来都十分新鲜，羡慕他知道的那么多。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对正定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他说：“正定的历史文化这么悠久，咱们应该把县城好好整治一下、修缮一下。”他刚来时，正定县城的很多城墙都破坏了，因为老百姓缺乏保护意识，把城墙砖拆回家修房子、垒猪圈、建厕所。县志里记载的“九楼四塔八大寺”，只剩下大佛寺，还有4个塔，而且年久失修，一塌糊涂，旁边堆着很多垃圾和柴禾。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近平同志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近平同志常说，正定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时间不长，县委召开常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由近平同志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并提出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当时书名还没有想好，只是把谋划起草的任务交给县委办公室，让我负责先整理出一个整体框架和目录。我只上过两年中专，文化根基不深。不过，我原来爱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小说，还写了一些表现改革开放的作品，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新青年的小说《黑牛和他的妻子》，由正定作家贾大山推荐，被铁凝选用在《莲池》文学期刊发表，所以对写作是有兴趣的。任务派给我之后，我就收集民间的东西、历代名人与正定的关系等资料。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查资料很不方便，加上“文革”中好多文字资料都被毁了。我到处去找，也没找到什么。当时挺犯愁的：“这书我可怎么编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为此，我就和办公室主任一起找近平同志。没想到，近平同志却是胸有成竹，他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古籍，一共有8本，他好像是从国家博物馆或者省博物馆得到的一份复印件，当时复印技术不行，印出来的字模模糊糊的，但好在还能确定是什么字，不至于出错。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按照领导要求，1个月后，我整理出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设计全书共13章，39节，书名暂定《美好的正定》，报近平同志审定。近平同志说，总体不错，就是有点虚的感觉，这可能与你过去写文学作品有关。比如第二章第二节，写改革开放春风吹，人民欢呼赞县委，不能这样写，要用写实手法，用事实和数据说明。原来定的3部分可分为3个篇目，风格和写作手法可有所不同。正定的历史沿革可放在书的最前面，叫做概述。书名不一定叫《美好的正定》，美好不美好还要听人民评价，可用写实的手法叫《正定古今》，古代的事、今天的事都写清楚了，就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按照这一要求，又经过一周的修改，形成了新的书稿目录，书名叫《正定古今》，共分上、中、下3篇，上篇主要写建制沿革、自然概况、经济概观；中篇主要写历史名人、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间习俗；下篇主要包括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当代文论，全书共3篇、16章、50节、119个条目。最后报近平同志审阅后交由县委常委会研究。
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形成后，正式的写作班子便提上日程。经县委研究，成立了《正定古今》编写组，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总负责，我具体负责，从县直单位、有关乡镇抽调18名同志负责编写，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将所有章、节和条目分别分配到每一个同志名下。当时写作条件非常艰苦，编写组的同志在招待所租了3间房子，每间房子6个人，每人一张木板床，一个学生课桌，一个小木凳，2本稿纸。负责写上篇内容的同志有相关县直单位提供的一些资料；写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间习俗的，只有到民间、乡下去采风。当时我负责整部书的总策划和历史沿革、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当代文论部分，在通读《真定府志》的基础上，把有关内容摘记在笔记本上，再誊写在稿纸上。8000多字的历代建制沿革，分原始部落、黄帝子孙、先秦封邑、汉魏常山、北齐移郡、唐宋变迁、金元改制、明清发展、民国以后的变化9个部分，每部分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由于《真定府志》是文言文，且历代建制沿革资料散落各个方面，工作起来难度就更大。近平同志知识渊博，虽然到正定时间不长，却是真正的“正定通”，对写这部分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经过近平同志的关怀指导和编写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1985年2月15日，写出《正定古今》初稿，全稿约45万字，写了满满3000页稿纸，找人用“四通”打字机打印出样本，报近平同志审阅。他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既有原则性意见，又有十分具体的意见，并明确提出，《正定古今》是一本综合性的书，要向各方面人士反复征求意见，特别要征求贾大山同志意见，同时还要力所能及补充一些照片资料，使这本书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可读性。《正定古今》出版时，按出版社要求要有主编、副主编、编委。我们建议由近平同志当主编。他说：“那样不太合适，主编就是主要负责编写的同志，其他参与编写的同志都很辛苦，要写篇后记进行说明，我写篇序还是可以的。”
近平同志为《正定古今》写的序影响很大。序的开篇写到：“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这段话，是近平同志的真实感受和肺腑之言。
“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句话他在正定工作时曾多次说过，但写在书稿中，落实在文字上，是在这篇序中首次出现。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生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与正定人民朝夕相处，为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他用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出了一部青春无悔的感人诗篇。实践证明，他爱自己的第二故乡，爱这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知之深，爱之切，一直延续到现在。
离开正定后，他的心还和正定干部群众紧紧连在一起。不管是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在浙江、上海、北京，近平同志不忘正定的建设与发展，不忘正定人民的幸福与安康，曾先后6次“回故乡探亲”。
《正定古今》序共1500多字，篇幅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洋溢着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深厚感情。他在序中对这本书予以肯定，“这是在新形势下用新的体例写成的一本新书……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系统介绍本县情况的书”。他概括了正定源远流长的历史、瑰玮灿烂的文化古迹和风格独特的名胜古刹，高度赞扬正定出生的三国名将赵子龙等英雄豪杰和文学大家，回忆了自强不息、勇敢奋斗、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名人义士和气壮山河的革命斗争，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定人民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写了自己的感慨：“回忆往事，热血沸腾；展望未来，豪情满怀。正定人民具有刚强智慧的素质，勤劳朴实的传统，更有不甘现状，勇于开拓、发奋图强的雄心。”他从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中总结，“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他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呼唤，“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学习时报》20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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