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高培琦，1942年8月生。1982年后曾任正定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高培琦家中
采访组：高培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来正定工作时，您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请您讲讲和他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高培琦：关于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媒体上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介绍了一些情况。今天，我想以我亲眼看到的、亲自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一些事情为依据来讲一讲，可以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独家新闻”。
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习书记由一名县级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们期盼的。我有时候仔细想一想，这个过程又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给上级新闻媒体撰写稿件。我经常采访他，也经常在他指导下撰写关于正定县各项工作的通讯稿，因此，平时工作中和他的接触非常多。
我经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虽然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质、忘我的精神、亲民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
采访组：那就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工作作风吧。
高培琦：习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但他从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优越感。从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儿高傲和跋扈之气。他对任何人都很热情、友善、谦和，都很真诚、亲切、厚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只要一和他接触，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领导职务，会和他成为朋友。
我记得，习书记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乡。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我们赶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试验田时，看到全县闻名的种棉能手冯玉明正在棉花地里忙碌。那个时候冯玉明已经上岁数了，习书记把自行车一支，就朝他走过去，冯玉明也从棉花地里走出来迎接。
29岁的习书记一把握住冯玉明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冯伯伯，您好，我今天是来跟您学习种棉花的！”
一个县委副书记对一个农民这么称呼，让冯玉明有点措手不及。他说：“别别别，你是领导，可不能这样。”
后来，习书记确实跟着冯玉明学习种棉花的技术，他们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习书记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经验，使全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提高，让绝大部分种棉花的农民都受了益。
习书记在县委也有着非常好的人缘，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蔼可亲，在我们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是出了名的。习书记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加班工作。他夜里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时候还约一起加班的同事们到他办公室聊天。
因为他知识渊博，聊天的时候除了说县里一些情况，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什么都讲。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讲，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也会参加讨论，每次都聊得很尽兴，很热闹。
有时候，他把从北京拿回来的罐头、糖果分给我们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非常过瘾。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县委书记，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官儿”，都是把他当成伙伴，当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县里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对县委大院看大门的门卫、伙房的炊事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县招待所的服务员、做勤杂活的临时工也都很亲切。他很尊重人，很热情，所以大家见到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务员都会大声喊他：“习书记！”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样热情，一点也不拘谨。习书记每次也都是微笑着答应，点头回应。
采访组：请谈谈他对你们通讯组工作的要求和对你们的影响。
高培琦：习书记一来就对通讯组的工作很重视，来后不久就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他说：“宣传部通讯组，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以后，你们也要参加县里重要的会议，也要经常下乡调研，及时总结经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顶上事、使上劲、出大力、立大功，推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发展。
那次谈话，我们发现习书记思维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讲话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确，很看重我们通讯组的工作。我们下来以后，就严格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开展工作。
以前，正定县的通讯工作很平淡，循规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没什么特点。习书记鼓励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劲就上来了。为了干好工作，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以我为例，平时我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经常找习书记去请示汇报，但我又觉得他工作太忙，总去打扰他不太合适。习书记打消了我的顾虑，直接给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别管我多么忙，我都帮你们解决。”习书记指导我们工作从来没有嫌麻烦，从来没有“我现在忙”“顾不上”“等等再说”之类的话，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事，千方百计给我指导、给我解释、给我说清楚。
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创新，都是应付差事，所以平时缺乏锻炼，工作水平离习书记的要求有很大距离。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对我们就不仅限于原则上的要求，还经常提出很多具体的指导。再一个，他来了以后主抓的各项工作，创新的内容都比较多，我们一时无法领会的，也需要他进行具体指导。
写通讯稿，可不仅仅是文笔好、会遣词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创新的工作态度。习书记有胆识、有谋略、有智慧，在他指导下，我们的通讯报道就好写多了。加上详细的调查了解，我们的通讯稿一写出来就是好文章。这些文章，才是真正从实际当中来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当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通讯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体指导？你们根据他的指导，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们通讯组的同志专门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当前通讯报道的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第二，
搞好调研，为改革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第三，总结经验，
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
我先举个例子讲讲“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
当时，我们县里有一个油泵油嘴厂，1000多人，是正定县最大的企业，一度濒临倒闭。习书记为了解决这个厂的问题，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无锡市考察期间，从当地一家企业聘请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来管理这个厂。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业务能力，他把无锡的经验带过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就让这个厂起死回生了。但这个厂子里有些人却不停地闹事，不断告状，反映邱斌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事深入调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对邱斌昌并不熟悉，经过了解，知道他原来是无锡某国营工厂的一名经理。习书记把他从无锡聘请到正定来，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做出的牺牲很大。这些人一给他闹事、告状，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无锡老家去。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其实那些人告的状全都是瞎编的，邱斌昌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做人也一直规规矩矩，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有人告他的状，原因是他一来正定，就当了这个厂的领导，导致以前管理无方的那些领导下了台，再加上厂子里排外情绪作怪，就对他进行一些无端的攻击。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有一篇通讯《无私的奉献》。通讯后面还有评论《营造宽松环境，当改革靠山》。这些稿子宣传了邱斌昌同志为正定奉献、爱岗敬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诸多事迹。我们写好了文章，经过习书记同意，就拿到厂里去宣传，同时也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们所写的文章、通讯和评论，明确地表明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态度，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也使对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给他继续推进厂里的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邱斌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情绪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来，县里还表彰他，把他评为“优秀企业家”。从那以后，厂里少数捣乱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厂不仅生产始终保持正常，也恢复了堂堂的正气。
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通讯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调研，为改革开放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
在1984年春节前后，县里按照上级要求，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经过调整，干部平均年龄下来了，队伍更为年轻化。但我们的具体做法还是“老中选青”，原来班子里的这些干部，大多数还是“粮棉干部”，只会抓农业，对工副业等产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结果是，全县调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轻化，但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
习书记说：“既然老百姓不满意，咱们就下去搞搞调查。咱们县有222个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么搞的。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搞一个方案出来。总体来说，选干部，不应‘老中选青’，而应‘青中选优’，应该把那些懂技术、有能力的人选上来，让他们主持工作。”
习书记这个意见，县里很认可。后来，经过细致的调研，汇集了各种问题，发现并树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据调研结果，县里又搞了一次班子调整，把握的原则是：谁能带领群众致富，谁上台。这次调整，使班子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推动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件事自始至终，我们通讯组不仅参与了调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调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青中选优”》，后来发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赞“青中选优”》。
习书记要求通讯组做好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这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创新优势，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实践中总结、深化、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断遇到的问题当中做好总结工作，时时刻刻端正方向。
我们县里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把正定北面、东面、南面三面环石家庄的地理特点充分考虑进去了。经过习书记和其他县领导讨论研究，“半城郊型”经济就成为我们县一个工作方向。习书记曾经形象而风趣地说：“根据市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商品，既为他们服务，又‘掏他们腰包’，这符合正定的实际情况。”
按这个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业发展有方向、有目标了，产品也有销路了。但我们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生产总是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只生产一些生活上常用的东西，档次比较低，价格又便宜，所以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总是上不去。我们将这些情况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经过认真思考，深入调研，提出进一步拓宽和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把产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产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从习书记主政那个时期，正定的乡镇企业才开始把“调结构”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发展的基础。
习书记来了以后，我们通讯组把握上面这三个要点，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讯报道工作突飞猛进。再加上习书记的人格魅力，记者们也喜欢来采访他，这样我们的劲头就更高了。当时，我们发稿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河北省内的媒体已经不够我们“折腾”了，我们的稿子经常在大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纸都发过我们的文章。我统计了一下，习书记在正定那几年，我们前前后后在大报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
不是发表文章多就行了，习书记对我们文章的质量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那些往大报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时间都会交给他看，请他修改把关。他经常给我们提的一条要求就是：新闻报道稿子里面，千万不要说大话、空话，千万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来写这些东西，该怎样就是怎样，不要形容，不要粉饰。习书记对这一条要求特别严格，卡得比较紧。按他的话说：“不要说‘过头话’，‘沽名钓誉’要不得。”再一个，他还要求有关数字一定要核实准确，错误的和虚假的东西绝对不能出现。
后来，我们因为通讯报道长期在全省领先，被评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讯报道先进县，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在我们县里，习书记还亲自奖励我，授予我“县委书记县长特别奖”。
虽然一年到头很紧张、很累，但我们在工作和奉献中得到成就感、得到乐趣，心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这也是我在习书记那里学到的一种品质。
采访组：据了解，你们当时作为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工作人员，每逢报社记者下来采访，都要作为“东家”配合其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对你们接待记者的工作有什么要求？
高培琦：接待记者，首先是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其次是解决他们住和吃的问题。我们是本地人，对正定的实情比较了解，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不成问题。住的话，记者来了就只能住在县招待所，那时候没有什么酒店、宾馆，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吃饭的问题，这在当时还是有一点儿麻烦的。因为随着正定的名气越来越大，来的记者越来越多。
习书记来正定之前，正定哪有这么大的名气？来的记者自然也不多。习书记领导正定人民做的几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响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特别是《正定翻身记》刊登出来以后，各级报纸都来采访，像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来过多次，《河北日报》《建设日报》还有很多其他报纸的记者更是经常来。
这种情况下，对记者招待这一块，就成了县里的一个问题。按规定，县里是不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来，记者来得多了，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人家来采访，来做工作，中午得吃饭，难道还让人家自己去找饭吃？这个问题反映给习书记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咱之前的那种做法，恐怕是错误的。记者确实是‘客人’，这没错，但他们下来可是干工作的。一是给我们传递各种信息，帮我们总结经验；二是给咱们县出力来了，是来宣传我们的。应该让他们吃顿便饭。”
大家觉得习书记说得有道理，都点头表示同意。习书记又规定了三条招待准则：第一，礼貌待人。第二，不能浪费。第三，工作餐只允许一人陪客，其他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谁也不能陪同。从此以后，我这个通讯组就开始招待记者吃饭了。因为有明确规定，我们也名正言顺，一开头就是请记者吃水饺，一人吃一碗水饺。后来又改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像饸饹面、豆腐脑、烧饼等，既便宜又可口，记者们吃了觉得好，还顺便给我们做宣传了。
这第三条规定，习书记不仅要求大家遵守，他自己更是严格遵守。无论哪个报纸的记者来了，习书记只是会见，接受采访，和他们谈工作，从不陪同他们一起吃这顿“工作餐”。
习书记一贯是这样的：如果他陪同外面来的客人吃饭，连他自己那份，带客人那份，全都是他掏钱，而且不要还不行。他为了办好公家的事，可以自掏腰包，这是常有的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该公家出的钱，他向来是“斤斤计较”，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习书记对来我们这里的记者都非常重视，而且一视同仁。不管记者职位高低，也不管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
他对记者都是一样尊重，从来没有高低之分。
每当记者来采访他，无论他有多忙，都会挤出时间来接待，给记者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下乡采访的时候，习书记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他说：“记者时间紧、任务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远，而且他们又不认识路，汽车一定要优先给记者用。”而他自己则骑自行车外出。晚上，他还经常到招待所看望记者，嘘寒问暖，听取意见。
对此，记者们都挺感动。他们私下里对我说：“你们习书记，真是了不起！”记者们见多识广，大多也了解习书记的名声和背景，他们见习书记待人这么热情，也都感到他这个人很亲切、很厚道，心里很是敬重。所以，记者写我们正定的稿子，就格外认真，也格外用心。
我一直很注意观察习书记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并且努力向他学习。我想，县委书记都能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待人这么真诚，我做具体工作的，当然更要做好。所以，我对记者也很热情，在工作上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我多做一点，就给习书记减轻一点负担。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
凡是来正定的记者，都跟习书记成了朋友，有的成了知己，还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和他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来往不断。
采访组：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当年采访正定，写了一篇《正定翻身记》。您一定熟悉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请您具体讲讲。
高培琦：《正定翻身记》这篇稿子，详细而又客观地记述了正定这个“高产穷县”在粮食减征购等一系列措施实行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正定是一个平原县，也是传统的农业县，农业生产条件好，农民种的庄稼多，给国家交的公粮也多，就成为了著名的“高产穷县”。老百姓因为高征购的压力和体制上的各种束缚，一直很穷，甚至吃不饱肚子，经常到隔壁的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习书记来了之后，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出几个原因：一是征购压力太大，产量高，交得多，老百姓负担太重；二是因为征购压力过重，正定没有土地也没有精力搞多种经营，只种粮食，既费力又收入少；三是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制度落后，“大锅饭”导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挫，群众出工不出力，也导致产量不能进一步提高。
面对上述几个问题，习书记逐条进行解决。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把高征购减下来。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年代，减征购是大忌——地方为国家作贡献，必须越来越多，哪有越来越少的道理？别人都提高，你还能往下减？这就是你领导干部的政绩不好了。但习书记敢于担当，敢于说实话。他觉得，老百姓都吃不饱了，还不敢实事求是？应该往上报，如实反映。习书记把正定的实际情况给地委打了报告，并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上面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派人下来调查，减低了粮食征购额，使正定群众的负担大幅降低。
减征购以后，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大搞种植、养殖等副业，这也面临比较大的阻力。一直以来，正定领导班子受到“左”的思想束缚比较重，总认为社会主义的“老集体”一旦被“瓦解”，就会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道路，就是正确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习书记顶住压力，跟县长程宝怀在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包产到户，打破“大锅饭”。谁家的地谁管，粮食打多了，自己剩的就多，种植、养殖业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
这个事，确实是一搞就灵，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不仅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而且多种经营也搞起来了，收入也增加了。这是习书记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可以说，他当时冒着不小的政治风险。
习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多种经营就有规划、有计划地在正定全面铺开了。在沙滩地多种果树、蔬菜，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例，使正定的农民收入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省里开的一个会上，有关领导提到了正定县这段时间的可喜变化。赵德润当时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他参加了这个会，觉得正定县这个重大变化非常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报道。他站在全国层面上，分析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正定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怎样从“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大问题。
赵德润觉得这个选题很好，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想到正定采访。我说：“行，欢迎你来！”他来了之后，先跟习书记简单谈了谈，习书记把面上的情况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建议他还是首先下去看看、走走，调查一下。随后，我领着赵德润把全县的乡镇、企业、农村，有特点的地方跑了很多，调查和采访得挺扎实深入。
调查之后，赵德润又和习书记深入谈了一次，之后就开始动笔写。怎么写稿，如何构思，如何确定主题，如何选材，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俩进行了反复研究、推敲，尤其是赵德润，他花费了很多精力，绞尽了脑汁，最终把大体框架定下来了。
赵德润住在招待所的时候，习书记也经常过来，和我们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高产穷县”的原因找到找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最初的采访，说的都是些浮于表面的现象，如果抓不出现象后面的本质，找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根”，就写不出正定之所以“翻身”的核心原因。
习书记跟我们讲，所谓“翻身”，就是正定从“高产穷县”成为“高产富县”。要分析这个名称变化背后的原因，搞清楚正定当初为什么“穷”，把这个“根”找到了，写作目标也就明确了，写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做到言之有物。
赵德润在正定前后待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一开始的调研，晚上还与习书记和我3个人一起讨论，前后也好几次详细采访习书记。在这些材料支撑下，他写出了非常出色的《正定翻身记》。
采访组：有一张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街头搞民意调查的照片。照片上，有个白发老大娘正在和他说悄悄话。听说那张照片是您拍摄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民意调查是怎么回事。
高培琦：那张照片是我拍的。当时习书记搞民意调查，有一种形式就是赶在县城大集的时候，和同志们在主要街道上摆上桌子和椅子，发调查表，请老百姓给县委、县政府提意见和要求，同时也调查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习书记每次都带头参加，以此来向老百姓表示诚意。村里的“张老头”“王老太”都来和他聊天，习书记通过这些具体工作，直接听取民意。
这样的民意调查，我都参加了，写文章、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过。可惜的是，这些照片的底片，在我离开县委宣传部以后，因为没有妥善保存，好多都没有了。好在，因为当时照片已经公之于众，广泛传播，现在网上也随处都能找到这张照片。
采访组：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的起点。他在正定做了许多抓改革、促发展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呢？
高培琦：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坛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正定看到福建、看到浙江、看到上海、再看到北京，可以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脉络。
当年，习书记提出正定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华北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今天，他提出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正定，他提出的是“六项规定”；今天，他提出“八项规定”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
在正定，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奉公；今天，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以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在正定，他提出真抓实干；现在，他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
在正定，他谈到要时刻牢记革命先烈的遗志；现在，他提出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这样对比的内容还可以列出很多。他现在的很多思想做法、施政理念，可以说是他在正定时形成的一些思想的升华和延伸。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有哪些联系？
高培琦：1990年我去过一次福州。那一年，我调到县广电局工作，10月我到福州去找习书记。他那天正忙，由他的秘书先来接待我。
他秘书知道我跟习书记多年的交情，我们两个也比较聊得来，很快就熟悉了。闲谈当中，说到习书记平时的生活，他偶然跟我谈到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高局长，我跟你说，习书记的工资都是由我支取的，支了以后就在我这儿放着，习书记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
我感到有点儿奇怪，就问：“那习书记的这些工资都干什么用了？”
他说：“大部分都捐了！有时候什么地方闹灾了，就让我支援灾区，寄些钱过去；有时候捐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小学；还有时候，他拿钱接济那些他当年下乡插队的乡亲们，给梁家河的老乡看病、做手术，解决生活困难、往返路费等等。凡是因病因事找他的，他都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花。”
我说：“那他一年的工资够用吗？”
他说：“当然不够了。一年下来，他的工资全都花光了不说，还得跟我借个八九千块钱。每到年底，他给我还账的时候，都是拿家里的钱还的。”
说到这里，他秘书有点激动：“是啊，所以说，习书记他是贴着工钱的干部。”
第二天，我见到习书记，跟他核实这个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说：“秘书是我的债主，我每年都得借他的钱。”
我们这次谈话，还提到了领导干部腐败问题。谈到这里，习书记特别气愤，他对那些欺压百姓、贪污受贿的干部深恶痛绝。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有一天习书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一定会严惩腐败，绝不手软，给我们这个国家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给我们老百姓出这一口恶气。我相信，这一点他一定会做到的。
从1982年我与习书记结识之初，我就感到他这个人对不正之风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与歪门邪道水火不容。可以这样说，习书记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评价，实事求是，绝没有一点高估，他就是这样的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1年回过正定一次。那次你们见面了吗？
高培琦：那次见了，还有点戏剧性。1991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钟，我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问：“你好，你是高局长吗？”我说：“是我。”那头说：“我是县委办公室。今天中午11点，请你到县委书记王玉廷家做客，吃中午饭。”我说：“开什么玩笑？大年初一，请我上县委书记家吃饭？”对方一听我不信，有点急了：“高局长，不是开玩笑，习书记来了，他让通知你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才信了。
我按时赶到王书记家，进门一看，有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其他在座的领导，全都是县里的“大官”。有县委老书记冯国强，地区副专员、老县长程宝怀，县委书记王玉廷，等等。我给大家拜了个年，就想退出来。
习书记说：“培琦，你坐下吧。”他指着一把空椅子说：“这个位子专门是留给你的。”
我推辞不过，就坐下了。我一坐下，外面就开始上菜，
大家边吃边谈。习书记离开正定有五六年时间了，这是他第一次回来，大家都非常想念他，餐桌上欢声笑语不断，气氛挺热闹，也挺喜庆的。
采访组：我们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组织过一次正定干部到福州挂职锻炼。您是否了解详情？
高培琦：习书记对正定很有感情，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变化。1993年，习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他为了让正定尽快发展繁荣起来，让正定的基层干部进一步学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先进经验，由他提议并安排，搞了一个“正定基层干部到长乐县挂职锻炼”的活动。我当时是这个活动的联络员，协助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刘福祥组织和安排这个事。
到了福州以后，习书记在市委会议室接见了全体同志。一见到正定的同志，习书记特别高兴，他跟我们一一握手，一一问寒问暖，我们每一个人，他都能叫上名字来。随后，他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我们来之前，习书记已经把挂职锻炼的具体工作给大家安排好了。比如，正定的副乡长，在长乐县也任某个乡的副乡长，在这里接触具体工作，跟当地基层干部学真本事，“取真经”。实话实说，在当时，我们和福建相比，确实比较封闭落后，这个挂职锻炼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大家的学习热情也非常高。
长乐人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认为：“习书记家乡来的
人，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空手回去。”所以，他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手把手教我们，传“真经”给我们。这次挂职锻炼，对于进一步提高正定干部的素质和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采访组：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高培琦：1996年，福州有一个生产电视设备的公司副总经理联系到我，他说，公司打算捐赠给正定县广电局三套电视设备。后来我去福州联系这件事，还和习书记见了面。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考虑一个计划：在正定的老百姓心目当中，对习书记的评价一直很高，这么多年不见，老百姓也一直都惦记着他，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习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应该借此机会采访一下习书记，录一段视频，拿回去播给正定人民。
于是我跟习书记说：“习书记，你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都挺想你。我想拍一个采访你的专题片，行不行？”
习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行，没问题。”
我们就找了个地方进行现场采访。习书记亲切地向正定人民问好，他谈了这些年他从政的经历，也谈了他对正定人民的殷切希望，鼓励大家把家乡建设好。
我把这段视频拿回正定播出以后，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高兴地表示，我们一定不辜负习书记的期望，把他的第二故乡建设好！
现在，习书记离开正定已经30多年了，他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步一步成长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对正定这块沃土的眷恋与厚爱，对正定父老乡亲的思念与关怀，从来没有减少过一分。他把正定视为第二故乡，前后6次“回家探亲”。因为他在正定和正定人民共同拼搏奋斗的这段经历，已经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正定记挂在心里，也经常提到正定。
习书记对正定的热爱，对他过去上山下乡插队的梁家河的热爱，就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热爱的一个反映。一个干部有着对祖国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才会对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知之深爱之切》，收录了习书记在正定的一些讲话、文稿和报道，书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对正定的感情。
（《学习时报》2018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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