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江山，1946年生，江苏武进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1974年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吕玉兰同志结婚。2006年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江山同志，您好！您的爱人吕玉兰同志是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委班子共事。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吕玉兰同志。
江山：好的。我的爱人吕玉兰是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人，1940年出生。1955年高小毕业的时候，她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城里当工人或继续上学。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东留善固村风沙很大，她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治理了村北上千亩沙荒地，还到家家户户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她很快就成了群众心目中的好带头人，担任了村里的“新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年仅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村合作社社长。
吕玉兰1958年入党，196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6月，她在《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人生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转载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她受邀到北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1969年，她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提出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随后在全国推广。1971年，她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9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您第一次听吕玉兰同志聊起习近平同志是什么时候？
江山：1982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工作，和吕玉兰在一个县委班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在石家庄，吕玉兰因为工作忙，路途稍远，只有周末才回家。我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一些，就由我负责在家带两个孩子。她每次回家来，我们都会聊一聊工作上的事。
有一天，她对我说：“北京调来了一位同志，到正定县委任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叫习近平。”
我就说：“哦！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儿子干得怎么样？”
吕玉兰说：“小伙子来的时间还不长，不过大家都发现他挺能干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吕玉兰同志的文章《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中写道：“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吕玉兰同志是否经常跟您谈起他？
江山：是的。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吕玉兰回到家就常常跟我谈起来。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非常有文化，工作能力强，不但年轻，而且特别能干，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吕玉兰跟我谈到的她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又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却对农村基层工作很熟悉，对老百姓的感情非常深。他经常深入群众，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
来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询问、调查、走访，想办法了解正定的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在这方面，吕玉兰给他介绍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她对习近平同志说：“正定是粮食高产县，也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是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主要是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甚至，有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拿着钱去别的村买粮食，回来交征购粮，农民的口粮普遍不够吃。”
其实，习近平同志到正定来之前，吕玉兰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难以摆脱追求“政绩”的思想束缚，减征购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始大力抓这个问题，最终减了征购，让老百姓减轻了征购负担，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二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他为正定的经济发展出了很多好点子。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时要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在北京多方了解这件事情，努力寻求制片方的合作，计划把电视剧外景地争取到正定来，按照《红楼梦》的布景盖房子，并在电视剧拍摄结束后，给正定增加一个旅游景点。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把意向和制片方谈得差不多了，回到正定就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时，县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办，我们正定县本身就是文化古城，增加一个景点，就增加一个正定的旅游项目，确实对拉动经济大有益处；另一种意见是认为这件事不能办，一个项目就要花三百多万，这可不得了，风险太大了，万一收不回投资，县里担不起这个责任，况且当时县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还需要募集资金。
县委领导班子对这个荣国府项目的争议很大。习近平同志跟吕玉兰交换过意见，当时吕玉兰全力支持他。吕玉兰经常到北京和省里开会和参加活动，眼界比较开阔，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应该放手去搞。
有一次回家，吕玉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起县里面的不同意见，我感到很奇怪，说：“习近平考察得这么周密了，他的意见还有人反对？”
吕玉兰说：“唉，这你还不知道？正定有些干部思想保守，想法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过来。得想办法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无论如何，正定还是要引进项目才能致富。”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方筹措资金，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荣国府项目顺利搞起来了。开放第一年就收回大部分投资，还给正定旅游增加了一千多万的收入。如果算大账的话，荣国府项目在第一年就赚了两倍还不止，而且从那以后，每年都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效益，直到今天还在大量接待游客、创造利润。这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项目。
第三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吕玉兰对我讲，习近平同志的家在北京，人在正定工作，到北京开会、办公事，他每年都要来回往返五六趟，但他一趟车费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吕玉兰曾经劝他说：“你回家探亲的路费可以不报销，但你到北京办事和开会的路费还是应该报销的。”习近平同志说：“我到北京办事和开会也会回家，这样是分不清楚的，我就都不报销了。”
习近平同志一贯很简朴，对吃穿都不讲究。他下去调研或者开会，经常赶不上机关食堂的饭点。有时候忙起来工作忘记吃饭，等忙完了赶到食堂却没饭了。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没有饭店，他就只能凑合吃一些食堂剩下的凉馒头和咸菜。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常从家里拿些鸡蛋、挂面、点心送给他吃。
她还劝习近平同志说：“你长期这样不行啊，早晚会吃坏肠胃的。”
习近平同志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吃凉饭，习近平同志后来吃坏了肠胃，住进了医院。吕玉兰看不下去了，就找食堂的负责人商量，每次过了饭点以后，还是要留一个人，等习近平同志来了，给他热热饭，让他吃口热饭。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确实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还帮他洗被子、洗床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追忆文章中写道：“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您能说说他到您家做客的故事吗？
江山：习近平同志先后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82年夏天。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礼拜天，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在我家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聊正定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地的事情。吕玉兰年纪比他大一些，又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多年，对情况比较熟悉。她跟习近平同志谈了很多，此外也给他介绍了全国农业先进地区的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等等。吕玉兰讲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听，还拿着笔记本做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他工作特别认真，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后来，有一年秋天，习近平同志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就到我家中来看望吕玉兰。他给我们讲了很多美国的见闻。
他还说：“玉兰，你的名气可大了，在美国都有名了！”
吕玉兰不懂，问：“我在美国怎么有名了？”
习近平同志笑笑说：“我们到美国的图书馆去参观，看到了很多中国的报纸杂志，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
原来，美国一向很注重收集和储存中国的资料，他们的图书馆和高校，都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和杂志。吕玉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物上都有多次报道。恰好，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图书馆看到了关于吕玉兰的文章。所以他回来就对吕玉兰说：“你的资料，美国都掌握着呢。”
还有一次是吕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来我家看望过她。1982年9月，吕玉兰听说农大面向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招生，决定去旁听，旁听生可以参加考试，学校也给打分，区别只是最后颁发的是结业证，不是正式的毕业证。习近平和其他同志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家务负担也比较重，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她还说：“我只要能在那里学习就行了，不在乎有没有毕业证。”
习近平和其他同志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正定这边的工作，她也没有完全放下。后来，她基本上是在农大学习半年，在正定工作半年，不是完全脱产。这期间，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家看望她，她谈了自己在农大学习的情况。
大概是1983年4月，吕玉兰到习近平同志的家里做过客，还有幸见到了习仲勋同志。她回来后很高兴地向我描述：“我们这次到北京去出差，近平还领着我到他家去做客了，我还见到习老。”我说：“你见到了习老，那好啊！习老跟你都聊什么了？”
玉兰说：“习老很随和，他对我说：‘玉兰同志，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得非常好。’”
玉兰还说，习老对她非常热情，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问了很多家庭、工作的情况。
1993年，习近平同志带着彭丽媛老师到我家看望吕玉兰，是程宝怀同志陪同来的。那个时候，玉兰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坐在沙发上迎接的习近平同志。进门以后，习近平同志首先跟玉兰说：“玉兰，我因为忙，一直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你，这次特意从厦门来看你们。”玉兰因为病得很严重，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她很高兴，但只能简单地说几个字：“好！好！欢迎！欢迎！”
好多年不见了，我们唠的时间比较长。我给习近平同志讲了玉兰得病的起因：大概两年前，玉兰坐车到邢台某县农村去视察工作，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排坐着《河北日报》的两位记者。上午去的时候，路况还很好，但下午返回的时候，那条路上挖了一个水沟，司机开得挺快，没有发现那个水沟，车的前轮一下掉进水沟里去，然后又重重地弹起来。玉兰的头部一下就撞在挡风玻璃上，这一下非常重，把玻璃都撞碎了。玉兰当时就因为脑震荡昏迷了十几分钟。后来，我们到河北二院去给她做CT检查，当时没有查出脑子有什么损伤。但医生跟我说，CT查不出来，不代表完全没问题。不幸的是，事情被医生言中了。玉兰脑部过了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开始持续头痛，无法忍受。我们带她到省医院检查和治疗，但当时省医院医疗水平不够高，一时无法确诊是出现了脑血栓还是脑溢血，耽误了整整一晚上没有抢救，第二天早上，玉兰就倒下了。从那以后，玉兰就一直卧床不起。
我给习近平同志汇报玉兰得病的前因后果时，他的表情非常凝重，为玉兰的病担心。程宝怀同志说：“唉，这几年，为了照顾玉兰，江山同志可是费了心了，很不容易呀。”
照顾妻子是我的分内之事。我说：“这是应该做的！现在就盼着玉兰早点儿好起来。”
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玉兰，想跟玉兰多说几句话，还向她介绍了彭丽媛老师。他说：“玉兰同志，我们是特意来看你的，这位是我的爱人——彭丽媛同志。”玉兰当时口齿已经不太清楚了，只能简单地说：“知道，谢谢，谢谢。”
玉兰去世以后，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吃了一惊：“玉兰同志是怎么去世的？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你们，她情况还可以呀。”
我说：“确实她这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了，这次我们带她到医院输液，她还是自己开门下的车。但到了医院，当天晚上就突发脑血栓，没抢救过来。”
他听后长叹一声：“唉！可惜了，太可惜了。”后来，他还在纪念吕玉兰的那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这句话一方面肯定了吕玉兰这一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对吕玉兰的深深怀念之情。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也很熟悉，请您谈一谈您本人与他的交往和联系的故事。
江山：好的。吕玉兰跟习近平同志是好同事、好朋友，所以这么多年，我跟习近平同志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吕玉兰去世后，我就开始采访、收集资料，撰写她的传记。我把这件事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他在电话上说：“好，太好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吕玉兰同志是很优秀的劳动模范，也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
我整理吕玉兰的书信时，发现1983年她在农大学习期间，习近平同志给她写过信。信里面大致的内容是：玉兰同志，你在农大上学，学习顺利不顺利？最近正定的工作一直比较忙，我也没有抽出时间给你汇报，你有什么事需要办，你就说话。
在信的后半部分，习近平同志把县里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简单讲了讲。这封信写得很诚恳，既有交流的意思，也有问候的意思。
写完吕玉兰的传记以后，我把打印稿给习近平同志寄过去一份。他看完以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江山同志，你的书稿我看了，总的感觉很好，关于正定那一段也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改动，同意出版。”书出版以后，我又专门给近平同志寄过去两本，给他留作纪念。
我是2006年退休的。退休前，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没有什么交集，反而在退休以后，却和他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我退休后开始搞“红色旅游网”，需要找他做一个“红色旅游”主题的采访。我写好采访提纲，交给他的秘书，很快他就答应了采访。我在杭州采访了他整整一个上午。习近平同志透彻地谈了浙江省如何认识红色旅游，如何领导、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谈得非常好。后来，新华社内参采用了这篇采访稿。很多年过去了，现在这篇采访稿的内容很多网站也有了转载。
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正定，乃至后来对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我采访过习近平同志，也采访过很多领导同志，我就从一名记者的角度谈一谈他的特点：他讲话不是很多，不像有些人那样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反而，他讲话的特点是很实在，把事实讲得很透彻，把道理说到点子上，有啥说啥，不喊口号，不说套话。他说话，就如同他做事、做人一样，不摆花架子，不搞虚的东西，踏踏实实、诚诚恳恳。
（《学习时报》2018年2月2日）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