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王幼辉，1934年11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1981年任正定县副县长。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2003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幼辉家中
采访组：王幼辉同志，您好！您大学毕业后就在正定县工作了，习近平同志1982年来正定工作的时候，您任副县长，应该是正定最早接触并与他相识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辉：是的，我1957年大学毕业后来正定县工作。近平1982年初来到正定的时候，我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确实算是和他认识比较早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开会。回去以后，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个会议室，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进了会议室，我就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坐在我对面。他年纪不大，一身旧军装，穿得很土，脚上穿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我很奇怪，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那个当兵的是谁呀？”
徐副专员说：“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近平，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工作上受县委冯国强书记的领导。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当时有一位县长就说：“中央大官的子弟，我们怎么相处？”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家产生隔阂。在正定，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个食堂，我们在食堂打饭，不管职务大小，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打完饭以后，大家就在院里的大石灰板上吃饭，蹲着吃，边吃边聊，哪个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正定来，“入乡随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思想上比较一致，平时很谈得来。
1983年，我到省里以后，冯书记也调到地区工作，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是正定县的第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县委书记。
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重要的官，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气，平易近人，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他在一起相处，我从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开会，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讲，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正定来的时候，本来想从基层干起，当个公社党委书记，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让他当正定县委副书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分管哪些工作？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辉：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他干了很多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
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这里到无极、石家庄、沧州，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乱差。社员经常在公路上占地堆粪、晒麦子，汽车就只好绕着走。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就在公路上挖沟。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还有，路边的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公路疏于治理，长期处于这种乱象，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动员各个部门，包括农业、商业、公安等系统，督促四大班子齐抓共管。他持续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公路，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
采访组：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对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辉：是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多，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也经常一起下乡。正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近平对我说：“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学农的，肯定跑遍全县了。”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近平下乡，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近平跟我讲：“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
这样，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出发前，近平嘱咐我说：“咱们下去，你还是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就说我是复员军人，来当副书记就行了。”
近平当时考虑到，工作是工作，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别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会看低自己。
我们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主要是看庄稼长势。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了解情况。近平在乡下调查的时候，除了问生产以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他很喜欢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随和，很亲切。后来，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闫书章告诉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
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队，他都会吃“派饭”，吃完之后抹抹嘴，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一毛五分钱。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吃饭时，有5个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那天的菜也很简单，有一盘猪耳朵、一盘拌豆腐，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给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没喝。吃完饭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请客，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10块钱？我还倒赚几块钱。”
采访者：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怎样摘掉正定“高产穷县”帽子的？
王幼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都抓农业工作，“单打一”。至少我参加的多数会议，主题就是农业。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正定的农业，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正定县有45万人，种了30万亩粮食。那个时候，省里提出“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我们是全省第一个“跨长江”的县，还写了一本《渡江记》的小册子。
那时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产县，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给我说：“幼辉，你别看我们高产，村里有的户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我听后大吃一惊：“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咱们的粮食不够吃啊？”
他说：“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们30万亩的土地种粮食，总产量是2.4亿斤，亩产是800斤。这2.4亿的产量，要上交7600万斤，剩下1亿6400万斤再分给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这些粮食，还是原粮，是带壳称的，而且就这些粮食，除了人吃还要喂马，还要留下一年的种子，社员的口粮的确不多。近平说，正定是“高产穷县”。这话虽然不好听，但说的却是实情。他很直接地提出来，这个上交数量不合理，老百姓负担太重。
他向省里领导提意见说：“我们是‘跨长江’的第一个县，但是我们老百姓吃饭还成问题呢！”后来，上级领导经过调查研究，感到正定确实是上交太多了。考虑到正定的实际情况，决定给减掉2800万斤。这样，我们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饭问题就比过去好了不少。
群众拍手称快，夸赞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近平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实，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并不是不知道，但别的干部没有这个胆量向上级反映，近平就敢，这就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和敢于为群众担当的精神。
采访组：刚才您讲到，初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很“土”，那么他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简朴吗？
王幼辉：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11点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其实我完全可以领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饭，但他到点准走，不愿意给我添麻烦，我也从不留他，老朋友之间没必要那么客气。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饭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说：“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当时，近平已经是县委书记，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没有给我们开小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个鱼罐头、一个牛肉罐头，又抓了两把米，放在一个很小的铝锅里，用煤油炉蒸米饭。那个锅很小，最后蒸出来就是每人一碗饭。他对我说：“就这些啊，多了就没有了。”没有汤，我们就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喝。不过，这顿饭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其实，他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叫伙房给我们做个饭，但他不愿意搞特殊化。
县里的生活确实很艰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石家庄办事，办完事来找我，他发现我房间里有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个澡盆子（因为我这个住处本来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就对我说：“我想洗个澡。”
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这里不是天天有热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热水，但这天恰好不是。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澡盆洗干净，然后用脸盆到隔壁的茶炉房去端热水，连端了6盆热水，把茶炉里的热水全放完了，然后再兑些凉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对近平说：“你当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来，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洗完以后说：“真舒服啊！”
那个时候，正定的条件很艰苦，县委、县政府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这种特殊化，他一向都很严格自律。他说，天热了，就在办公室里用热水擦擦身。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办什么事？找您又是因为什么？
王幼辉：他那次到石家庄来，是为正定县建造荣国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这件事。通过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在近平当县委副书记时就已经成型了。当时别的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正定县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我还在正定工作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还有那么多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游呢？
有了这个思路，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文物古迹保护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于文物保护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隆兴寺去，他看见一块碑，上面刻有朱熹题写的“容膝”两字，拓一次碑收5块钱。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头太长了，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了。近平说：“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起来，可以刻一个仿制的碑。”现在立在大殿右边的那块隋碑，就是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红楼梦》连续剧。近平通过做工作，争取到剧组的很大一部分镜头在正定县拍摄。剧组原计划搭建一个临时拍摄基地，拍完了戏一拆了事。后来，近平决定建一个永久性的荣国府，还要建荣宁一条街，这样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发展旅游事业。
近平就和我讨论，荣国府建好了，《红楼梦》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这些房子的问题。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荣国府变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说：“我们把荣国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成旅游景点，也可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房间多少钱一天，林黛玉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把荣国府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游客来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平就下定了建设荣国府的决心。
1986年，荣国府竣工。那时近平已经离开正定到厦门工作了，我去参加了竣工仪式。荣国府对游客开放以后，门票销售异常火爆，有力拉动了正定的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对繁荣正定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独到，很有远见，发展旅游业不算计一时一处的收入，而是纵观全局来策划。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把西湖的门票一律免除，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后来发现门票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那时为帮助习近平同志建设荣国府，筹措了不少资金。是这样的吧？
王幼辉：是的。建设荣国府，当时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盖这么大一座建筑群，如果没有一定的投资渠道来支持，单凭正定县的财政肯定是负担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的，但我跟近平经常谈这些事，我们很谈得来。近平和我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需要300多万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可以从省里要些钱来。后来，近平从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那里要来了20万块钱。
那时，河北省成立了一个文艺基金会，有一点钱。我跟原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高占祥同志商量：“能不能从基金会拿10万块钱，借给正定县建荣国府？”他当省委书记时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衷，痛快地说：“好！”
我趁热打铁说：“这10万块钱还远远不够，应该集点资，让大家都来支持建荣国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备到高占祥同志家去商量这件事。我在电话里说：“高书记，我和近平想到您家里去谈一谈荣国府的事，您看可以吗？”
他说：“你们可以来，但是我家里吃饭吃不好，我们家没保姆。”
那天，近平买了十几个罐头，带到高占祥同志家里去，我们一边吃“罐头宴”，一边谈事情。
后来，高占祥同志就和我协调省财政厅、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开了个会，叫大家出一点钱，最后决定向正定拨出专用款172万元。这样，加上之前七拼八凑的钱，总算把建设荣国府的事情定下来了。
采访组：您到省里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上还和习近平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你们作为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辉：那还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就是他请我到北京他的家里吃饭，一家吃得真简单啊。那是在1983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我到北京开会，住在京丰宾馆。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家看看，我自己也有个好奇心，想看看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家究竟是个什么样。
于是，我就给他通了电话，说：“我今天不开会，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说：“欢迎啊，你来吧！”
随后，他告诉了我地址，我挺高兴，就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一直骑到他家。到了他家，我把自行车放在外面，警卫已经得到了通知，就请我进去了。一进屋，就看见他已经坐在客厅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环顾客厅的陈设，当时可以说是大吃一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的客厅，没有电视机，就有几张旧沙发，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我懂得了什么叫俭朴。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家的客厅啊！
我们坐在客厅聊天，近平的姐姐桥桥那天在家，齐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们对过，说：“我喜欢听你们之间的谈话。”
聊到11点半，快中午了，近平说：“你在我们家吃饭吧！”
听到近平说这句话，我正求之不得呢，因为我肚子已经饿了，骑车回去吃饭也来不及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带钱，这顿饭就指望在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尝尝副总理家的饭是什么味道。
近平就对服务员说：“告诉厨房，今天有客人来了，多加……”近平说到这儿，我心里潜意识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两个菜，结果近平说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问近平：“你爸爸回来不回来？”
近平回答说：“回来。”这一下，我又紧张了。
开饭前，我听见一辆汽车进院来了，近平说：“我爸爸回来了。”
话音未落，精神矍铄的习仲勋同志就走进客厅来了，我连忙起身，壮着胆子说：“习叔叔！您好！”
习老走过来跟我握手，近平在旁边介绍我：“他叫王幼辉，过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在省里工作。”
习老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在饭厅落座了。我一看，长方形的桌子上，没有菜。我坐在一边，近平就坐在我旁边，习老、齐心阿姨、桥桥也都落座了。一会儿，饭上来了，是陕西的米粉面，吃起来酸溜溜的，这个饭要比我在京丰宾馆吃的政协会议餐差老鼻子了。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习老的左手边放了一个大盘子，里面有一摞切片面包，我一边吃米粉面，一边用眼睛看着面包片，特别想拿，但是要拿，我就得站起来绕过习老，我觉得太失礼了，也不敢，所以就决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阵，我说：“我吃饱了。”
近平说：“你舀一碗汤喝。”
我一看那个锅里，是鸡汤，但是汤炖得非常淡，所谓的鸡汤，没什么味道。大概是一只鸡炖了一大锅水的缘故。
吃完饭以后，习老问我：“我们家的饭好吃吗？”
我违心地回答说：“好吃！好吃！”心想，这顿饭吃得可真简单啊！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习老说：“个人、家庭都要勤俭节约，这样社会上就会形成好风气，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这是他对我和近平两个人讲的。
随后，习老对我说：“要不我们俩扯扯（方言，聊聊）？”
我心里想：我跟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话扯扯？但是我也不好说“不扯”。当时，我看习老的眼睛有点发红，就说：“您忙了一上午了，眼睛都红了，中午还是休息一下吧。”
习老说：“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午还有个外事活动。”
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其实我也怕自己跟国家领导人讲话讲不了什么。
习老上楼休息之前，又对我讲了一句：“下次到北京来，还来我家玩啊。”
我估计他们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赶快告辞走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习家午宴》。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电影里所讲的住豪华别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那段时间，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没回家了。习老就跟我打听：“近平在正定那边什么情况？”
我说：“近平现在干得生龙活虎，正在建造荣国府，这个大项目能给正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把单打一的农业县搞成多种经营的旅游县。”
习老说：“你回去转告他，他做的事情是应该的，要埋头苦干，不要骄傲自满。”
我说：“好，我一定带到。”
这就是我和习老的第二次见面。一晃，很多年过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书的电话：习仲勋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到了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来宾绕遗体一周，再和家属握手，当时齐心阿姨因为悲痛过度，体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来宾握手。我当时没有见到近平。我想，这么大的事情，近平怎么不在呢？
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猛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高处朝我喊：“幼辉！”
我回头一看，近平在台阶上面朝我招手，他大声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保重身体！”近平点点头。
我说：“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别，我就转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长辈，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这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虽然我与习老只见过两次，但是通过这两次，我就意识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习老的言传身教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家风如春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吗？
王幼辉：1987年，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到福州参加校庆。虽然我在福建读了几年书，但没去过厦门。校庆结束之后，我就到厦门去，一方面是带我爱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么样。到了厦门，我就打电话给他，说：“近平！我来厦门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来看我。那天，我出去办点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正在跟我爱人谈天呢，还给我们带了一些水果。我问他，彭丽媛同志现在在哪里演出？他说：“她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硕士学位了。”我这才知道，彭丽媛同志是我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
后来，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几次见面的机会，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错不开时间，所以那几次都没能见上面。虽然没有经常见面，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一个电话，说：“近平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见面，近平问了我的家庭情况。
谈话当中，我说：“我送你一套书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吗？我送你一套《大公报名记者丛书》，一共7本。”
近平说：“好！你送我书，我就要。”
从我家离开的时候，近平说：“幼辉，你多大了？”
我说：“75岁啦！”
近平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2013年，因为爱人生病，我住在北京照顾她。我们省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后天，你必须赶到石家庄，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种预感：我退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会不会是近平来了？
我赶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来了。当时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起合影，前面一排坐着，后面一排站着。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精神！”
我说：“不精神了，现在精神不了了！”
当时，我旁边有位姓熊的老同志，曾任省委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是石家庄地区的老干部，大概已经80多岁了，走路不方便，拿着一个拐棍站在我旁边。近平看见了他，就说：“这么大年纪，还站在后面？来，加个椅子，让老同志坐在前面！”
近平对老同事的这份情谊，让我很感念。他对老干部的这份尊重，也让人很感动。
（《学习时报》201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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